曼德尔施塔姆：诗歌就是对自身的正确的意识（黄灿然译）

Mandelstam 黄灿然小站 2022-04-26

论对话者

我想知道疯子留给人最可怕的疯狂的印象是什么。他扩大的瞳孔，因为它们是空茫的，无神地盯着你，没有特别注意什么。他的疯话，因为即便是对你说话，疯子也不把你当回事，甚至没有意识到你的存在，仿佛要忽略你的存在，因为他对你完全不感兴趣。在疯子身上我们最害怕的是他向我们展示的那种绝对而可怕的漠视。使一个人感到恐怖的莫过于另一个人对他完全无动于衷。文化客套，也即我们一再表现出我们对彼此感兴趣的那种礼貌，对我们大家来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

在正常情况下，当一个人有什么话要说，他就会去接触人，去找听众。然而诗人恰恰相反：他要“奔向波涛荒凉的海岸，奔向广阔而喧响的树林”①。异常的反应是不言而喻的……诗人被怀疑是疯子。而当人们将一个对无生命的物体、对自然，却不对他活生生的兄弟说话的人称为疯子，他们并没有错。而当他们面对诗人如同面对疯子并惶恐地后退，他们也并没有越出他们的权利范围，如果他确实不是对任何具体的人说话。但情况并非如此。

① 出自普希金诗《诗人》。

把诗人视为“上帝的小鸟”①，这种观点是非常危险并且在根本上是错误的。没有理由相信普希金在写这首关于鸟儿的诗时，心里想到的是诗人。但哪怕是就普希金的鸟儿而言，事情也绝不那么简单。在它开始唱歌时，那鸟儿“倾听上帝的声音”。显然，命令鸟儿歌唱的人，倾听鸟儿的歌声。那鸟儿“振翼歌唱”，是因为受到与上帝订立的自然契约的约束，而这是一种就连最伟大的诗歌天才也不敢梦想的荣耀……那么，诗人对谁说话呢？至今，这个问题仍然在困扰我们；它仍然是极其切题的，因为象征主义者们总是回避它，并且从未简洁地阐述它。通过可以说是忽视这种契约关系，也即参与说话的行为的相互关系（例如我在说话：这意味着人们在倾听我，并且是出于某个理由倾听我，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因为他们有义务听我说话），象征主义便把其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声音效果。它把声音让给了精神的建筑，却带着它典型的自我主义紧跟着声音漫步在别人的心理的拱廊下。象征主义计算优美的声音效果所产生的忠诚度的增长，并把它称为魔术。在这方面，象征主义让人想起法国中世纪关于“马丁神父”的谚语，这位神父既独自主持又出席弥撒。象征主义诗人不仅是一个音乐家，还是伟大的小提琴制造师斯特拉迪瓦里本人，一丝不苟地计算“共鸣箱”的比例，也即听众的心理。取决于这些比例，琴弓的拉响就会产生真正无与伦比的饱满的声音，或乏力和牵强的声音。但是，我的朋友们，一首乐曲有其独立的存在，不管那是什么演奏者、音乐厅或小提琴！那为什么诗人要如此谨慎和操心呢？更有甚者，诗人的需求的供应商，活生生的小提琴的供应商——其心理相当于斯特拉迪瓦里产品的“外壳”的听众，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也永不会知道，这群听众到底在哪里……弗朗索瓦·维庸为十五世纪巴黎的乌合之众写作，然而他的诗歌的魅力至今不减……

① 出自普希金诗《小鸟》。

每个人都有朋友。为什么诗人不去找他的朋友，不去找那些自然地亲近他的人？在一个关键时刻，一个海员把一个密封的瓶子掷入海浪里，瓶里有他的姓名和一封详述他的命运的信。多年后，在沿着沙丘游荡的时候，我在沙里偶然发现它。我读那封信，读那日期，读那个已经去世的人的遗嘱。我有权这样做。我并不是擅自拆开别人的信。瓶里的信是写给找到它的人的。我找到它。这意味着，我变成它的秘密收件人。

我才能有限，我声音不大，

然而我活着——在这大地上

我的存在对某个人有意义：

我遥远的继承人将在我的诗中

找到它；谁知道呢？也许我的灵魂

和他的灵魂将找到共同纽带，

就像我在同代人中找到一个朋友，

我也将在后代中找到一个读者。

读巴拉丁斯基这首诗，我体验到如果那个瓶子落入我手中我会有的相同的感觉。一整个浩瀚的大海都来协助它，帮它完成它的使命。而那种天意的感觉淹没了那个发现者。从海员把瓶子掷入海浪里和从巴拉丁斯基发送的诗中，显露了两个简单明白的事实。那封信就像那首诗，都不是特别写给哪个人的。然而它们都有收件人：那封信写给那个碰巧在沙中找到瓶子的人，那首诗写给“后代中的读者”。巴拉丁斯基这首诗的读者将感到一阵怎样快乐的战栗或一阵怎样兴奋的刺痛，如同有时候冷不防有人呼唤你的名字。

巴尔蒙特断言：

我不知道有什么适合别人的智慧，

我只不过是把瞬间装入诗中。

在每个一闪即逝的瞬间我看见

众多世界在斑斓的游戏中变幻。

别咒我，智慧的人啊，我对你算什么？

无非是一片溢满火焰的云，

一片云，看啊，我将继续飘飞，

呼唤所有梦想家。但不呼唤你。

这些诗句令人不快的谄媚音调，与巴拉丁斯基诗中深沉而谦逊的尊严，构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巴尔蒙特寻求证明自己有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道歉。不可饶恕！对一个诗人来说难以忍受。唯一不可饶恕的事情。毕竟，难道诗歌不正是对自身的正确的意识吗？巴尔蒙特在这里没有表达这样的意识。他显然失去了他的方向。他的开篇诗句杀死了整首诗。从一开始诗人就明确地宣布我们对他不感兴趣：“我不知道有什么适合别人的智慧。”

他并没有想到我们可能会以同样方式回报他：如果你对我们不感兴趣，我们也对你不感兴趣。我哪会在乎你的云，当有那么多云飘过去……至少真云不会奚落人们。巴尔蒙特对对话者的拒绝，就像一条红线画过他的全部诗歌，严重地贬低其价值。巴尔蒙特总是在他的诗歌中轻视某个人，粗鲁地、鄙夷地对待他。这某个人就是那秘密的对话者。这个人既得不到巴尔蒙特的理解也没有被他认出，于是残忍地报复他。当我们与某人交谈，我们会在他脸上寻找认可，寻找对我们的正确感的肯定。对诗人来说尤其如此。然而诗人对自身正确的宝贵意识常常在巴尔蒙特的诗歌里失踪，因为他缺乏一个永久的对话者。因此巴尔蒙特诗歌中才有那两个令人不快的极端：谄媚和傲慢。巴尔蒙特的傲慢是造作的，有预谋的。他对证明自己有理的需要，是十足的病态。他无法轻柔地说出“我”。他尖叫“我”：

我是突然的裂缝，

我是爆发的霹雳。

在巴尔蒙特诗歌的天平上，盛着“我”的秤盘决定性和不公正地沉到“不是我”之下。后者要轻得多。巴尔蒙特明目张胆的个人主义是非常令人不快的。与索洛古勃那种不冒犯人的安静的唯我论相反，巴尔蒙特的个人主义是以牺牲别人的“我”来成就的。看看巴尔蒙特是多么享受通过突然转向亲密的称呼形式来震惊他的读者。在这点上他类似一个讨厌、邪恶的催眠师。巴尔蒙特亲密的“你”从未抵达其对话者；它掠过其目标，如同箭从拉得太紧的弓里射出。

就像我在同代人中找到一个朋友，

我也将在后代中找到一个读者。

巴拉丁斯基穿透性的目光掠过他的同代人（然而在他的同代人中他有朋友），只为了在一个依然未知但明确的“读者”面前停顿。而任何碰巧遇到巴拉丁斯基的诗篇的读者，都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读者”，那个被选中的人，那个名字被呼唤的人……那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对话者，一个“时代的表率”，一个“同代人中的朋友”呢？我回答：求助于一个具体的对话者会肢解诗歌，拔掉它的羽翼，剥夺它的空气，剥夺它飞翔的自由。诗歌的新鲜空气就是意想不到。在对某个已知的人说话时，我们只能说已知的事情。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权威的心理规律。它对诗歌的意义不能低估。

害怕具体的对话者，害怕我们“时代”的听众，害怕“同代人中的朋友”，这种恐惧持续地追随所有时代的诗人。诗人的天才越是伟大，他就越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恐惧。因此才会有艺术家与社会之间这一臭名昭著的敌意。对散文作家或随笔作家可能有意义的东西，诗人却觉得完全无意义。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不同可以作如下定义。散文作家总是对一群具体的听众说话，对他的时代活跃的代表们说话。哪怕是在作出预言时，他心中想着的也是他未来的同代人。他的题材溢入现在，符合水平参差的物理规律。结果，散文作家被迫站得比社会“更高”，比社会“更优越”。由于教导是散文的中枢神经，因此散文作家需要一个基座。诗歌是另一回事。诗人只与冥冥中的对话者发生关系。他无须被迫高出他的时代，无须显得比他的社会更优越。事实上，弗朗索瓦·维庸所站的位置，远远低于十五世纪文化的中等道德水平和知识水平。

普希金与乌合之众的争吵，可视为我试图说明的诗人与其具体听众之间的对立的一个范例。普希金怀着难以置信的冷静，要求乌合之众证明自己有理。结果表明，乌合之众并没有那么野蛮和愚昧。但另一方面，这群考虑周到、充满最好的意图的乌合之众又是怎样不公正对待诗人的呢？在证明自己有理的过程中，乌合之众的口中漏出一句失策的话，溢出诗人的忍耐之杯，点燃了他的敌意：

我们都会听您的话……①

① 普希金的《诗人与群氓》中，群氓引起诗人愤慨的话是：“请给我们大胆的教训，/我们都会听您的话。”

多么失策的一句话！这些貌似天真的话所包含的迟钝粗俗，是不言而喻的。诗人在这个节点上愤慨地打断乌合之众的话，并非没有理由……看见一只伸出来乞饭的手，会令人反感，但是看见一对对恭听的耳朵，则会使别人充满灵感——演说家、政客、散文作家，任何人，即是说，除了诗人……具体的人群，“诗歌的市侩者”，会允许任何人给他们“大胆的教训”。他们一般来说都随时准备听任何人的话，只要诗人指定一个具体的地址：“某某乌合之众收”。这就是为什么儿童和简单的人在读到信封上自己的名字时会感到很荣幸。曾经有一整个一整个时代，诗歌的魅力和精髓都牺牲给了这种绝非无害的要求。这类诗歌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伪公民诗和冗长的抒情诗。公民或有倾向性的声音本身可能是好的，例如：

你大可不必做一个诗人，

但你有责任做一个公民。①

① 出自涅克拉索夫诗《诗人与公民》。

这两行诗很出色，乘着强有力的翅膀飞向一个冥冥中的对话者。但若是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某个十年的俄罗斯市侩者还原到他的具体位置上，这两行诗就会立即使你厌烦。

是的，当我对某个人说话，我不知道我是在对谁说话；此外，我不在乎知道他，也不希望知道他。没有对话，抒情诗就不可能存在。然而只有一样东西把我们推入对话者的怀抱：那种想对我们自己的词语感到惊异的渴望，那种想被它们的原创性和不可预料性俘虏的渴望。逻辑是无情的。如果我知道我对之说话的人，我也就预先知道他会对我的词语、对我说的任何话作出什么反应，因而我也就无法在他的惊异中惊异，在他的欢乐中欢乐，在他的喜爱中喜爱。离别的距离抹去了喜爱的人的外形。只有在远方我才会感到渴望对他说某件重要的事情，某件我和他面对面时因为他的容貌是那么熟悉而使我说不出来的事情。请允许我更简明地阐述我的观察：我们的沟通愿望是与我们对对话者的实际了解成反比的，又是与我们觉得有必要引起他对我们的兴趣成正比的。声音效果会照顾自己：我们不必担心它。距离则是另一回事。跟邻居低语是沉闷的。但是使自己的灵魂沉闷则会令人发狂①。然而，与火星交流信号（当然不是幻想）则是值得抒情诗人去完成的任务。这里我们碰见了费奥多尔·索洛古勃。在很多方面，索洛古勃是巴尔蒙特最有趣的对极。巴尔蒙特作品中缺乏的某些特质，在索洛古勃诗歌中却非常丰富：例如，对对话者的爱和赞赏，以及诗人对自身正确性的意识。索洛古勃诗歌中这两个瞩目的特点，是与他认为在他本人与他理想的“朋友”——对话者——之间存在着“极其辽阔的距离”密切相关的：

我神秘的朋友，遥远的朋友，

看哪。

我是黎明时分

寒冷而忧伤的光亮……

在早晨里是如此

寒冷而忧伤，

我神秘的朋友，遥远的朋友，

我将死去。

① 俄罗斯诗人纳德松（1862—1887）语。

这些诗行要抵达其目的地，也许需要千百年，如同一颗行星的光送达另一颗行星所需的。也因此，索洛古勃这些诗行在写下很久之后依然活着，作为事件，而不只是作为已消逝的经验的标记。

因此，虽然一首首诗，例如书信诗或题献诗，也许是对具体的人而说的，但是整体上诗歌总是指向某个大体上遥远和未知的对话者，诗人绝不怀疑这个人的存在，也不怀疑他自己。这与形而上学无关。只有现实才能催生一种新现实。诗人不是矮人，因此把自然发生说的特征加之于他是绝对没有根据的。

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没有朋友，我们就不会给他们写信，我们也就不会从这一消遣所独有的心理新鲜性和新颖性中得到任何乐趣。